古代中國民間為何藏書少

　　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里發(fā)現(xiàn)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剛經(jīng)》，末尾題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樣，這是目前國內(nèi)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有明確日期記載的印刷品。

　　公元824年，元稹為白居易詩集作序，說道：“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街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可見當時印刷術與手抄本曾并行。

　　印刷術在推動世界歷史發(fā)展中產(chǎn)生過巨大作用，被譽為“文明之母”。一方面，它大大降低了信息傳遞的成本，使普通人也可以獲得知識；另一方面，它形成了閱讀文化，使個體有機會與社會脫離，形成自我意識和個人思想。可以說，正是因為印刷術，人類重新反思既往的歷史與文化，對擺脫中世紀的文化禁錮有著非凡的意義。

　　有趣的是，印刷術在東西方歷史發(fā)展中產(chǎn)生的作用不盡相同。

　　在歐洲，印刷術推動文化傳播擴散的范圍和速度，使《圣經(jīng)》等書籍快速擴散，打破教會對知識的壟斷，對文藝復興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有很大的作用。弗朗西斯·培根認為印刷術改變了“這個世界的外貌和狀況”，并提出的忠告：“要注意其威力、效應和后果”。興起于15世紀中葉的印刷技術革命對歐洲宗教改革、工業(yè)革命等帶來的深遠影響驗證了這句話的重要意義。

　　然而，作為發(fā)明印刷術的母國，它產(chǎn)生的作用卻并沒那么大。

　　據(jù)統(tǒng)計，1820年到1913年，中國每百萬人擁有圖書僅為3本，日本是7本，荷蘭是538本，瑞典是219本，英國是198本。當時西方學者曾說，東方給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那里很少能找到一本書。

　　書少，則識字率亦不高，清末中國人識字率僅16.6%至28%之間，而日本識字率在明治維新前已達40%。一方面，當時中國男女不平等情況嚴重，女性識字者很少，另一方面，雙方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度不同，導致清末私立學校的普及程度不如日本。不過，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文字數(shù)太多，不方便印刷，影響了知識傳遞速度。

　　辦理中文印刷，至少要準備5萬左右活字，成本巨大，管理、檢索、排版起來也很難，所以雖然宋代中國已有活字印刷，但到明清時，雕版依然是最主要的印刷方式。

　　清代北京印刷較發(fā)達，書鋪林立，僅琉璃廠一帶就有一百多家，隆福寺街也是京都書肆繁集之處。有的以販賣為主，有的兼作雕版印刷發(fā)行。如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文成堂、文寶堂、榮祿堂、文錦堂、文貴堂、文友堂、翰文齋等，都是刻印兼發(fā)行的。但由于成本太高，所以老書多、新書少，完全圍繞市場運轉(zhuǎn)，從某種程度上，壓抑了革命性變化的產(chǎn)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