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韌性何在？

 　　今年5月9日，《人民日報》刊登的“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一文中，提出了兩點關于中國經濟運行的中期判斷：一是“L形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二是“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

　　由于是預判，所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到底如何認識這兩點呢？尤其是“經濟韌性”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找一些先驗的數據進行比對分析，所以我選了日本，理由是在經濟增長路徑上，中日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中日文化傳統近似，都是高儲蓄國家，同樣采用過出口導向型戰略等，更為重要的是，兩國的經濟起飛均得益于“人口紅利”，在適齡勞動力人口比重的上升階段，都獲得了較快的經濟增長。甚至可以說中國經濟近30多年的經歷，日本都曾走過。   　　接下來，就是如何對比的問題，按照蔡昉和陸旸的研究：中國在1980-2030年的人口結構變化特征與1960-2010年的日本極其相似，其中在1990-1995年之間,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下降，人口撫養比上升；中國則是在2010-2015年期間,同樣也出現了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下降,人口撫養比上升的局面。而如果將2010年的中國與1990年的日本進行對標的話，確實有太多相似之處，但這些相似背后，還存在差異來證明中國經濟的韌性空間。   　　人口紅利衰減
　　還有一定的緩沖空間   　　1990年前后，日本的15-64歲人口占比達到峰值69.9%，而中國在2010年前后，其人口紅利峰值為74.4%，比日本高出4.5個百分點。日本的老人撫養比在1997年就超過兒童撫養比，即日本在人口紅利觸及峰值后不到10年的時間，其老人數量就超過了兒童數量。   　　中國什么時候出現這種局面的呢？按照蔡昉和陸旸的推算，是2025年發生，即在人口紅利觸及峰值后到真正變成老齡社會，還有15年的緩沖期，比日本整整高出一倍。所以，雖然中國的人口紅利已開始衰減，但由于紅利基礎和人口結構等原因，人口紅利衰減還有一定的緩沖空間。   　　資金運用空間和效率
　　還有優勢   　　1995年，日本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達到峰值，當時全球20%的增長來自日本，同時日本也占用了40%左右的全球貨幣供給和融資——即用了兩個單位的資金產生了一個單位的產出（實際上日本從1970年以來至今，占用全球貨幣及融資的份額是其對全球經濟貢獻的2倍的規律維持了45年）。   　　對應2015年的中國，為世界貢獻了15%的經濟成果，但占用全球貨幣供給的30%和20%的融資，其占用融資的份額與其產出貢獻的份額相當，并沒有出現日本“2：1”的情況。由此來看，中國經濟在資金運用空間和效率方面還是有優勢的。   　　調整期的經濟增速基礎高   　　如果以10年為間隔計算，日本在1961年至今的55年間，大致經歷了高速增長、中速增長和低速增長三個階段：1961-1970年年均增速為9.3%；1971-1980年和1981-1990年約4.5%左右；1991-2000年降至1.1%；2001-2010年0.8%；2011-2015年只有0.7%。   　　而中國則剛剛完成高速增長階段——1981-1990年平均增速為9.4%；1991-2000年和2001-2010年約10.5%。按照2020年較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再結合2011-2015年的實際增速，估計中國經濟2011-2020年的平均增速仍有保持在6%-7%的可能。說明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時間要遠超日本，雖然未來是“L”形，但就像權威人士說的，“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   　　類似的證據就不一一列舉了，在可比口徑下的中日比較后，權威人士做出的“經濟潛力足、韌性強、回旋余地大”判斷，是能夠獲得數據支持的。雖然讓我們不安的是，日本經濟的“失落”確實是在人口紅利衰減后開始的，期間當然還有日本政府誤用經濟政策的因素，但在1990年，日本的人均GDP就已經超過了2.5萬美元了，因此，日本是在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后，才開始進入中低速增長期的,所以即便是宏觀經濟陷入長達20年的“失落”，但日本民眾的微觀福利受損程度相對較小，即日本民眾的生活并沒有因為宏觀經濟的巨變而出現“不安逸”。   　　中國人均GDP在2010年超過4500美元，到2015年進一步超過7900美元，雖說增速很快,但仍然大幅低于日本1990年前后的水平，而且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人口紅利衰減帶來的調整期內，如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由此進一步引申出，經濟韌性空間如何效率最高地應用問題。   　　例如，上文中日對比中的一對指標——兩國貨幣供給和融資在全球中的占比，日本這兩個指標基本一致；而中國這兩個指標進入本世紀以來，就逐漸分離，2010年開始加速分離，目前貨幣供給比重較融資占比已高出13%以上，與此同時，股市、房市等資產泡沫情況頻繁顯現，但“樹不能長到天上”，而中國貨幣供給量和實體經濟獲得融資量之間不斷拉大的差異，恰恰表明中國經濟內部運行方面存在不小的問題，該問題如果得不到盡快糾正的話，中國經濟韌性的空間就存在巨大的浪費。   　　再例如，由于我們在經濟換擋的同時，還肩負著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重任，因此，就客觀上造成“短期內，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可能存在矛盾”的局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一個問題——還要不要經濟增速，如果這個問題沒有清晰的認識，同樣也是在浪費本就有限的韌性空間。   　　綜上，由于經濟韌性的客觀存在，才給了我們“‘退一步’為了‘進兩步’”的機遇期，但圍繞著經濟韌性，“問題也都擺在那里”，雖說“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但究竟吃什么飯，走什么路則需要盡快形成廣泛的共識，因為經濟韌性是有時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