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公正地看待工資上漲

近日，中國各地2016年上半年居民收入數據陸續出爐。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86元，同比名義增長8.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了6.5%，低于上半年6.7%的經濟增速。

　　這顯示出中國人均收入增速呈現減緩的趨勢。高盛也在一份報告中預測，中國今年一季度的工資增幅或已從2013年的10%以上縮小到了7.3%；到2017年，這一增幅還會進一步降至6.7%的水平。顯然，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高速增長的工資必然受到沖擊。但是，影響工資增幅的可能不僅僅有經濟的因素。有人希望，通過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抑制工資上漲，從而使企業的成本降下來。

　　今年以來，企業人工成本增長過快成為越來越主流的觀點，甚至有官員都認可這個觀點，并計劃采取措施降低人工成本。但事實上，這個觀點并不符合實情，而且是一種不公平的態度。

　　首先，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國平均經濟增速在10%左右，而工人工資增長非常緩慢。工人工資真正快速增長始于通脹加速之后，這既是由于貨幣寬松，也是由于勞動力供給增長放緩。也就是說，工人工資的增長既有補償性的上漲，也是貨幣擴張帶來的結果。

　　其次，人工成本快速上漲并不主要是工資快速上漲的結果，而是制度性勞動力成本上漲造成的。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的調查報告顯示，2005年到2010年之間，調查對象工資年均增長率16%，社保繳費年均增長率達到27%，公積金年均增長率近33%。2005年工資占勞動力成本的74%，社保“五險”繳費占勞動力成本的15.4%，住房公積金占2.6%。到2015年，五險一金的占比達到25.1%，而工資占比下降到63.9%。顯然，勞動力成本上漲的主因是制度性成本。企業人工成本過高，但員工并沒有拿到相應的收入。

　　如果通過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減少企業工資支出增速來降低成本，可能會損害工人的利益。人均收入增速趨勢性放緩可能會對消費增長產生影響。在外需不振，民間投資放緩的背景下，這又會拖累經濟增長。另外，這會進一步拉大中國收入差距，在收入下降、資產價格膨脹的背景下，這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事實上，勞動者工資的上漲，相當程度上是以勞動者工作時間延長、勞動強度增加為代價實現的。一些企業的員工在漲工資的潮流中，卻由于加班減少而工資收入大幅下降，從反面證明了這個事實。因此，對于制造業而言，近些年即使增加工資都難以招到足夠的工人。工人要使工資增長，就需要以巨大的福利損失作為代價，這是人們不愿做制造業工人的主要原因。而對于企業而言，實際上是變相降低了人工成本。因此，制造業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增長緩慢以及中國制度性成本抬升，并非人工工資上漲。

　　另一個推動工資上漲的因素是貨幣供給增長過快。央行持續多年的寬松政策造成了持續高企的通脹，抬高了物價以及基本的生活成本，在勞動力供給增長放緩的背景下，企業被迫提高工資才能招到工人。與膨脹的房價以及快速上漲的物價相比，中國人均收入的增速不算高。而且，這種貨幣擴張制造的資產泡沫，也會抑制人們的消費，因為每個家庭都需要儲蓄攢首付并支付過高的按揭。工資增長更多是貨幣現象，而非勞動效率提高的結果。在此期間，低效率的服務業大發展、產能過剩加劇，更加劇了工資增長與效率提升不相匹配的矛盾。

　　真正的問題并不是工資成本上漲太快，而是中國資源與要素配置的加劇扭曲。若想降低企業成本，應該進行系統性地梳理，可以先從降低企業社會保障支出與稅負入手。此外，為了提高勞動力效率，需要大力推進職業教育。

　　實際上，國家在降低社保費率以及減稅清費方面已經做了相當多的工作，有望緩解企業的成本壓力。4月1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階段性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為市場主體減負、增加職工現金收入。人社部、財政部隨后就發布了《關于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通知》，目前各省已經開始實施相關政策。7月26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又指出，降成本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在這些措施得以切實推行之后，企業的成本可以降低，而工資收入則可以維持合理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