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真亦俠亦溫文 ——魯迅先生北京故居探訪記

今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中央黨校進修部第66期文化班的30多位同學，相約來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區阜成門內大街的魯迅故居，集體憑吊這位20世紀中國最著名的文化巨人。

　　這是一座青瓦灰墻的小型四合院，穿過開滿丁香花的前院，走進魯迅先生的書房兼臥室，一間朝北的小屋，不足9平方米，東墻下是一張三屜桌，上面擺著筆硯、煙灰缸、茶杯、鬧鐘，等等，最醒目的是一盞老式的高腳煤油燈，桌前，放著一把舊藤椅。東墻上方掛著兩幅圖片，一幅是畫家司徒喬的速寫《五個警察一個〇》，描繪的是5個如狼似虎的警察正在追打一位衣衫襤褸、牽著幼兒的孕婦，魯迅在一次畫展上買來這幅畫后，便一直掛在書房里，雖是小小的一幅速寫，卻十分清晰地表達了書房主人鮮明的愛憎與關切：同情貧弱百姓的疾苦與不幸、憎恨黑惡勢力的欺凌與壓迫。另一幅則是魯迅的恩師——藤野先生的照片，據說是留學日本的魯迅決定棄醫從文時藤野先生所贈，背書“惜別”二字。在日本仙臺醫學專科學校，青年魯迅在內心深處完成了他人生理想與價值觀十分重要的一次轉折：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最要緊的事在于改變精神的，而善于改變精神的，當然要推文藝。

　　與藤野先生辭別后，終其一生，魯迅都夜以繼日，手持著文藝的“手術刀”，不停地解剖著愚弱的國民性，以求“改變其精神”，強健其魂魄。在這間簡陋的斗室之內，魯迅生活了800多個日日夜夜，每當夜深人靜，在昏黃的煤油燈下奮筆疾書之余，當他抬頭凝望藤野先生消瘦的面龐時，除了涌上心頭的敬重與懷念，還當從恩師鏡片后面透出的溫煦的目光里，感受到懇切的期待與嘉許，正如魯迅自己的文章所言：“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支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1912年5月5日，魯迅自南京北上，在北京一共生活了14年，其中，1924年5月25日至1926年8月26日，兩年又3個月的時間，魯迅居住于此，在這座小小的四合院里，他先后創作了200余篇作品，包括《野草》《彷徨》《朝花夕拾》《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墳》等著名文集中的大部分以及大量的翻譯作品。作為現代中國現實主義文藝的奠基人和開路先鋒，魯迅在文學與思想上的成就，當足以告慰藤野先生的厚望與期許。

　　斗室的北窗下面，是魯迅先生的床鋪，兩條長凳搭著一副床板，床上墊著薄薄的一層褥子，床下還放著一只竹籃子，故居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那是魯迅為防不測而備，一遇危險，可以裝些必要的日常用品立即離去。北方冬天的嚴寒是先生不得不面對的，而民國初年京城嚴苛的政治與文化氣候，更是先生所不得不防的。

　　在阜成門內的小院居住期間，究竟發生了哪些事？查魯迅先生簡要年表：1925年8月14日，魯迅因支持女師大學生運動，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去教育部僉事；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慘案”發生，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1926年3月25日，赴女師大參加“三一八慘案”死難者劉和珍、楊德群追悼會，26日，因《京報》披露段祺瑞政府在學界通緝魯迅等50人之密令，離家往莽原社躲避，后由莽原社轉移至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處，繼續避難；1926年3月30日作《記念劉和珍君》；1926年4月15日，因直、奉聯軍入北京，政治氣氛進一步惡化，在各外國醫院避難，至5月2日返家，恢復正常生活。

　　與之相關的事件還有：1926年4月26日，《京報》創始人邵飄萍被槍殺；1926年7月8日，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

　　面對章士釗的加害，魯迅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遞交訴狀，控告其違法，終得以勝訴；面對軍閥的屠刀，魯迅怒不可遏地控訴：“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面對屠刀下40多位青年的尸骸，魯迅出離了憤怒：“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猶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在武夫當道、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年代，身為作家和講師的魯迅，一介書生，怒目挺身，用果敢決絕的行動和言語，呈現出真的猛士與英雄俠客之風采：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

　　走過“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純真年代，品嘗過“從小康墜入困頓”的世態炎涼，少年時期的魯迅仍然意氣風發地以“戎馬書生”自許，曾用筆名“戛劍生”，以戰國時期“彈鋏長歌”的齊國義士馮諼自況；23歲時，魯迅在東京斷發明志，加入了光復會的前身、反清團體“浙學會”，寫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熱血壯歌；26歲時，魯迅在仙臺退學，棄醫從文；38歲時，第一次署名“魯迅”，在《新青年》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用“吃人”二字揭示中國幾千年宗法制度與舊禮教的本質；1918年冬，作短篇小說《孔乙己》；1919年春，作短篇小說《藥》；1918年夏，發表雜文《我之節烈觀》；1919年秋，發表雜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對于中國的婚姻、家庭、倫理等問題進行了深刻分析與批判。40歲以前的魯迅，已經初步實現了他在仙臺告別藤野先生時立下的青春誓言：以筆為刀，仗劍天涯；路見不平，拔刀相向。

　　40歲時，魯迅已身兼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等多所高校的講師，此后，又迎來了他文學創作的一個巔峰期；41歲，中篇小說《阿Q正傳》開始在《晨報副刊》連載；42歲，作小說《端午節》等；43歲，小說集《吶喊》出版；44歲，作小說《祝福》《在酒樓上》等；45歲，作小說《傷逝》等；46歲，離京赴廈門大學任教，作《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小說集《彷徨》在京出版。40歲以后的這7年間，魯迅的筆鋒越發犀利睿智，時而冷峻、時而激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先生筆下諷刺、批判過的軍閥和文痞們，對魯迅先生忌憚、憎惡之極，以致咒罵先生為“學匪”“土匪”，魯迅聽聞，索性把自己不到9平方米的書房兼臥室稱為“綠林書屋”，幽默之外，仍是豪俠之氣。

　　閱讀北京時期魯迅先生的作品，其小說中的人物：狂人、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等，舉手投足，真切鮮活，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而“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復雜情感總是充溢于先生作品的字里行間，可以說，魯迅是中國現代第一位真正以貧苦百姓為故事主角的文學家；小說之外，其雜文，常常如投槍和匕首，刺向惡勢力，橫眉冷對，毫不容情；其散文，卻每每發出“至誠與溫煦之聲”，批判之外，常有對于民族、時代、社會、人生等深微的關懷與慈悲。一言以蔽之，“亦真亦俠亦溫文”——雖然不盡全面，似乎也能概括出魯迅先生為人、為文的幾個側面。

　　從魯迅先生臥室的北窗望出去，小小的后院，花木蔥蘢，按照故居工作人員的介紹，這里也曾是魯迅的學生們嬉戲玩耍的地方，當年魯迅還在這里養了一只刺猬，他的學生許廣平和同學們也曾在此一起逗弄小刺猬，因為許廣平在學生運動中的勇敢表現，魯迅還即興為她畫了一幅小刺猬的漫畫。此刻，風兒吹過后院的榆葉梅，唰啦啦的枝葉聲里似乎還夾雜著當年師生們輕快的笑語歡聲。

　　一同瞻仰故居的30余位同學，幾乎每個人的青少年時期都是讀著魯迅先生的作品度過的。現如今，走進這方小小的院落，花花草草，角角落落，總覺得如此的熟悉和親切，仿佛曾經來過。走出故居時，突然萌生了一個念頭：回到書房，重新溫習一遍魯迅先生的著作。斯人已逝，文章千古，八十春秋，民魂永駐。也許，此時此刻，重溫先生的思想與文字，正是我們這個民族復興的時代所迫切需要的，也正是我們這一代人對先生畢生之理想與遺愿最好的繼承和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