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過供給側改革實現中國經濟趕超？

供給側改革是近期國內經濟界議論的一個熱詞。2015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今年制定的五大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也是圍繞著供給側改革展開的。

  　　新華網思客發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文章分析，供給側改革的背景和目標是什么？如何處理經濟發展中長期與短期的關系？中國經濟趕超的驅動力是什么？     　　經濟長周期與供給側改革    　　文章介紹，從歷史上看，供給學派是以反對凱恩斯主義的面目而誕生的。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60年代末，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策界占據主導地位，其提出的政策主張主要是針對大蕭條，側重于從需求面著手解決問題。由此，戰后美國經濟進入長達20多年的以投資和消費需求為先導的空前繁榮。然而，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即一方面增長速度下降，另一方面又出現了持續的通貨膨脹。在這個背景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供給學派應運而生。這個學派以反凱恩斯主義的面目出現，認為需求擴張已經走到盡頭，美國經濟要想走出滯脹，就必須提升經濟的供給能力。這個主張不僅成為當時宏觀經濟學的主流，而且得到里根和撒切爾這兩位主導80年代西方政治的保守領導人的青睞。事實也證明，供給學派的主張把握了當時美國滯脹的癥結，為美國經濟在90年代的再次繁榮奠定了基礎。    　　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來看，供給學派是在美國兩次繁榮的長周期的間歇期產生的，而經濟長周期是由技術革新造成的。二戰之后，西方國家進入傳統工業化的高潮期，電氣化是其主導，但它的能量到上世紀60年代末已經消耗殆盡，西方國家需要新一代的技術來引領經濟增長。然而，此時的技術前沿已經被日本奪走；在隨后的20年里，日本開創了微電子時代。在這期間，美國經濟經歷了痛苦的調整，最終，90年代興起的以個人計算機和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經濟讓美國重新奪回了引領世界技術前沿的優勢地位。    　　從發展軌跡來看，中國經濟基本上重復了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走過的路。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的20年里，日本經濟以出口為導向，實現了年均9.2%的增長率。自80年代中期開始到2010年，中國經濟也以出口為龍頭，實現了和日本相近的增長率。特別是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期間，中國的出口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并帶動了中國經濟的空前繁榮。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調整時期。一些經濟學家悲觀地預測，世界經濟已經進入一個長期停滯時期。他們的理由是，人類在過去150多年里發明的新技術都可以帶動整個經濟和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但現在這樣的技術已經非常稀少，目前盛行的互聯網并不足以和這些技術相媲美。他們也許是正確的，但也可能忽視了一些正在醞釀的革命性技術。比如，電動汽車及其智能化一旦成為現實，就能顛覆性地轉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再比如，新能源的開發也有可能導致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革。然而，悲觀論者的一個觀察可能是正確的，即發達國家再次進入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樣的調整期。中國能否和當時的日本一樣，成為這一時期引領世界技術前沿的國家呢？    　　供給側改革必須站在這樣的歷史高度才可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經過60多年的積累，中國已經擁有了雄厚的工業和技術基礎，而過去20多年的飛速發展，又為中國積累了世界歷史上從未有的財富，兩者結合起來，中國就具備了引領世界前沿技術的物質基礎。而供給側改革正是要消除中國成為技術引領者的體制障礙，其中最關鍵的部分，就是形成政府和市場的良性互動。技術革新的風險往往很大，因此，要形成與之相匹配的組織方式一定是以市場為主導的。過去，中國的多數科研成果是科研院所完成的，“研發”中“研”的部分已經比較充分，但“發”的部分遠遠不夠，其中最大的障礙是體制性的。如何在“發”的部分充分引入市場因素，是供給側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然而，引入市場機制不是說不要政府的作用。在科技領域，政府的作用是鼓勵基礎研究，重點則是“研發”中“研”的那部分。    　　處理好長期與短期的關系    　　文章表示，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提升中國的長期增長潛力，而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周期性下行階段，因此，政府面臨一個如何處理長期和短期關系的問題。事實上，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原因，既有結構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    　　在結構方面，中國正處在經濟結構的轉型期。目前，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中高收入水平，按匯率計算已經超過7500美元；工業化已經達到頂峰。根據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在工業化過程中，資源向生產率比較高的制造業部門持續轉移，因而經濟增長速度較高；當工業化達到頂峰之后，生產率進步比較慢的行業價格漲得更快，資源開始向低生產率部門轉移，從而使整體經濟的增長速度下降。    　　在周期方面，中國經濟受到國內外周期性因素的沖擊。在國際方面，全球貿易增長緩慢，2015年更是出現了下降。這是21世紀頭十年全球貿易飛速增長之后的一個周期性的調整。由于已經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經濟，中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次調整的沖擊。在國內方面，目前也是中國自身經濟周期的下行期。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國經濟經歷了4次以7年為周期的規律性變動。1992年到1997年是第一個高速增長期，1998年到2003年是第一個低速增長期，然后又是一個7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目前正處在第二個低速增長期。    　　與1998年至2003年的低速增長期不同的是，中國的金融體系已經開始融入世界金融體系，經濟波動將通過金融體系放大。在金融領域，對未來增長前景的樂觀信心是市場穩定的基石。實施供給側改革、特別是實施2016年五大任務中的前三個任務，必然涉及經濟結構的大幅度調整，如果把控不好，就會打擊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信心。  就短期經濟形勢而言，中國現在的情形是低速增長+通縮，通縮的原因是供給跑過了需求，因此需要提高需求或削減供給。    　　去產能采用的思路是削減供給，其初衷是好的，但管理不好，卻會打擊市場信心。由于種種原因，一些產能過剩的企業沒辦法及時關閉，銀行還在不斷地給它們提供貸款，從而擠占了大量資金。如果把這部分產能壓縮下來，信貸資源就可以釋放出來，并流向真正需要的企業。另外，因為產能過剩，企業之間打價格戰，鋼筋、水泥的價格更是回到20年前，壓縮產能還可以穩定價格，遏制通縮，進而提升企業投資的積極性。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需求不足的約束下，壓縮產能并不可能提升經濟增長率。另一方面，壓縮產能會促使一些企業倒閉，從而引發壞賬表面化等問題，結果可能是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收縮，經濟擴張速度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通過提振需求來對沖去產能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去庫存是沿著去產能的思路實施的調整政策。但是，去庫存的源頭是消費的增長。中國居民消費增長速度一直較高，在不改變結構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升的潛力有限。加速城市化進程，是通過調結構來增加消費的一個重要舉措。但是，新進城人口的消費能力有限，政府需要通過一定的財政手段提升他們的消費能力。比如，政府可以適當擴大財政赤字，用政府舉債收入購買二、三線城市的過剩房產，以低價向中低收入人群出售或出租，從而達到一石三鳥的目的，既提高了中低收入百姓的福利，又實現了去庫存和去杠桿。    　　如果以M2來計算，中國經濟的杠桿率非常高，超過了GDP的兩倍。M2是整個經濟的債務累計值，它的快速增長和過去十多年中國外匯占款急速上升有關，也和中國以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有關。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大力發展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市場。    　　目前，杠桿率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維持企業或項目的存續而產生的資金空轉，說白了，就是因“借新債還舊債”產生了新的債務。這其中肯定有“僵尸企業”或項目在作祟，但是，也不排除三角債的累積最終導致企業與銀行之間債務增長的情形。經濟增長率下降，企業缺少訂單，所以就互相欠債，最終欠到銀行頭上；銀行為了避免壞賬，只好增加貸款，讓企業還舊債。    　　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十幾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解決債務問題的唯一辦法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速度上去了，企業有了訂單，經濟就運轉起來，相互之間的債務就得到自然的清理；即使出現壞賬，經濟體量的增加也足以吸收其影響。    　　總體權衡，目前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提高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率、釋放技術創新的潛力，而不應該成為短期調整的唯一手段，同時實施供給側改革必須輔以有效需求管理。    　　投資與中國經濟趕超    　　文章稱，有人認為，實施供給側改革，就意味著對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否定。這種觀點有待商榷。    　　收斂理論認為，在給定兩個國家擁有相同的穩態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其中資本存量較低、因而收入水平也較低的國家擁有較快的增長速度，而且，收入較低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完全來自于資本積累。穩態下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完全取決于技術進步率。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基本上達到了穩態。中國在科技方面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正在穩步增長，科技人員數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一，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超過2%，而十三五結束時定將超過2.5%，達到一般發達國家的水平。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穩態下的技術進步率將接近美國的技術進步率。然而，中國目前的人均資本擁有量只有美國的八分之一，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因此，中國仍然可以通過資本積累保持經濟增長速度。    　　事實上，完全依靠技術進步來保持較高的增長率是不現實的。日本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世界先進技術的領跑者，但在1974-1993這20年間，日本的年均增長速度只有3.5%；美國和西歐經濟也一樣。原因是，技術進步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難度卻非常高。中國的投資潛力還非常大。中國是一個巨型國家，內部差異很大。過去20多年的增長，主要集中于沿海9個省市，而它們當中的多數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所設定的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但是中國的中西部地區仍然還很落后。從收入水平來看，它們比沿海地區落后大約10年；從經濟結構來看，它們比沿海地區更是落后15年以上。中國不僅存在全國對發達國家的趕超，而且存在本國內中西部地區對東部地區的趕超，兩者疊加，意味著中國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以增加投資的方式維持未來10到15年的增長，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    　　在短期，投資對于防止經濟增長失速、提振市場信心可能更為重要。很明顯，目前的經濟下行壓力來自于需求的不足。需求是由消費和投資構成的。自2010年以來，中國的消費增長率已經快于GDP的增長率。盡管通過結構調整，消費還有提升的空間，但效果恐怕不是太明顯。相比之下，投資的效果更為直接。在企業訂單下降、投資積極性不高的情況下，政府必須成為投資的主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可以適度地擴大財政赤字規模，這是非常英明的舉措。相比于發達國家，中國的基礎設施仍然很薄弱，政府在這方面還大有可為。    　　有人可能擔心擴大投資會讓中國經濟回到依賴投資的低效增長老路上去。這種擔心大可不必。首先，計算投資效益不能僅算經濟賬。比如，高鐵需要大量投資，但要盈利非常困難。然而，高鐵大大方便了普通百姓的出行，提高了百姓的福利，從社會收益的角度來看，高鐵的回報非常高。其次，投資是在短期內提振需求的最有效手段，即使在長期過度投資不利于效率的提升，我們也不能因噎廢食，錯過了穩定經濟增長速度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