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秦朔寫了一篇《致傅育寧》的文章,在小圈子里引來一陣議論,就像他之前寫王石的文章那樣,一些朋友改變了對他的印象——他們說,這不是我想象中的秦朔。也是前幾天,遲宇宙寫了一篇樂視賈老板的文章,溢美之詞甚多,在一些群里也引發激烈爭議,就像他之前寫聯想楊元慶是不是一個合格的CEO一樣,一些人開始不喜歡他了。
在這個新媒體內容創業的春天里,曾經頗有名聲的傳統媒體人所綻放出的形象,不再像以前那樣權威、智慧、傲視群雄,而開始變得復雜、糾纏、難以定義。他們的公眾形象被不斷重塑,已經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在印刷文化轉向網絡文化的大背景下,來解讀這個現象,可能會有更加深刻的意義。
一個標本,吳曉波
吳曉波或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個。曾經在FT等媒體開設專欄的吳曉波,2014年4月與傳統媒體拱手道別,轉身“騎到了新世界的背上”。這是新老媒體界的一件大事,比當時羅輯思維粉絲超過三百萬更加震撼,因為吳曉波一直是精英寫作的代表,很多媒體人的事業標桿。十多年來,他的財經專欄寫作,言辭犀利卻能不觸紅線,幾乎以每年一本專著的速度,從普通財經記者成長為中國最重要的財經作家之一,他的《大敗局》、《激蕩三十年》等幾部書,這些年一直盤踞機場書店,幾乎暢銷成“災”。
當然,這些成就全部屬于靜態的出版時代。他的聲譽每上一個臺階,都是與出版機構之間的一種共謀共生。那些專欄編輯和總編輯們,以及出版的三審制度,都在有意和無意之間規范他的文字、引導他的文風、明確他的話語邊界,最后在他的才華之上,蓋上權威機構之章。出版或媒體是守門人,是塑形師,就像一條條河流,引導每一艘船的航行方向。在這種線性生產方式里,吳曉波與他們一起塑造“吳曉波”的精英寫作形象——洞見深刻,材料嚴謹,高端、成熟、理性。
“吳曉波頻道”則開啟了另一個世界。這一次,吳曉波避開河流,直奔大海。這是一個你有多大光芒,就有多少反光的世界,信息、傳播、社交三個環節交織在一起,吳曉波與用戶共謀共生。書友會,投票、抽獎、話題墻、花哨的圖片,以及各種培訓大會,他的影響力蔓延到不同的年齡和領域,一大批80后、90后年輕讀者成為他的新粉絲。
從印刷時代到網絡時代,吳曉波面對的受眾(用戶)由少到多,由理性到感性,由統一到分化,發生了重大的結構變化。與此呼應,吳曉波的內容生產模式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原來是單向生產,充滿精英意識,如今與用戶交織與共生,出現更多充滿個人感情色彩的文章。在2015年5月吳曉波的回顧統計2014年閱讀量最高的十篇文章里, 有三篇其實是個人散文。
于是,震蕩隨之而來。知識精英吳曉波,并沒有因為粉絲的年輕化,轉身成為網絡世界的青年導師。2015年7月21日他發表《跟王林合影是多糗的事》,因為慣常的精英視角,遭致大面積網絡圍攻。12月26日寫的《敢死隊猶在,突擊隊已死》,關注深度調查記者日漸凋零的現象,本無可指責,但是因為這種精英式的憂思話語,與他個人的成功(其實是“既得利益者”形象)反差強烈,最終也導致巨大爭議。這些文章如果在印刷時代(FT專欄)發表,即便引起爭議,反應也不可能這么快、這么大、這么廣泛。印刷時代是精英決定話語權,但是在網絡時代,同樣的視角,同樣的憂思,卻非常容易被解構,被奚落,被嘲弄,成為一個活靶子。
用戶結構的重大變化,也導致了吳曉波個人形象的變化——他已經從一個受圈內人尊重的財經作家、青年研究者,轉變為一個財經網紅。這一點,吳曉波自己也許未必意識到。在最近一次《大頭思想食堂》的課程銷售中,吳曉波邀請了國內最知名的專家組團,最后只賣出2張票,這讓他深感震驚。其實,這個結果只是證明了一個事實——財經網紅的粉絲,并不是印刷時代的理性讀者,而是感情的、情緒化的、草根的、年輕的受眾。在市場形象方面,他很可能已經不是原來嚴肅、理性、深刻的形象,而是更為大眾化的消費紅人——他賣楊梅樹,賣吳酒,都是每天200萬元的銷售額,都更像一位快消品的代言人。
信息傳播方式決定了事物的結構和形式。在出版時代,吳曉波是靜態的,在微信里,吳曉波是生態的。微信里不同角落的人,持有不同的觀點,他們共同決定著吳曉波的形象和他所生產的內容,并且,都逐步將之推向尼古拉斯·卡爾所說的“淺薄”(請不要將之視為貶義詞)。
這句話也可以這么說,如果不夠淺薄,那是無法在網絡成名的。
作為塑形師的印刷,以及網絡
吳曉波們遭遇的愕然變化,我們通常以印刷文化沒落,網絡文化興起來概括。這是事實,但僅有這句話,不能說清楚全部的真相。如果從“知識生產的變化”角度,可能更為清晰。
不知道大家平時意識到沒有,有些東西,并非如表面呈現的那樣簡單。譬如“地圖”,它是一張攤開的教學圖,是導航中曲折前行的線路,或者沙盤上高低不平的山河,但它同時隱藏在生活中幾乎每一個角落,做PPT、寫BP、列SWOT,都隱含抽象的空間分布,也就是”地圖模式“。同樣,“時鐘”可以是在家里滴答作響的鬧鐘,是你手腕上新買的蘋果表,是倫敦街頭的大本鐘,但是,它同時也是一種切分世界的方法,一種規定順序的手段,一種無處不在的協同標準。
從這個角度看,“印刷品”也是一種。它也不僅僅是書籍雜志,而是隱含著一種非常難以覺察的定義——它其實是一切知識的塑形師。這個定義來自于《知識的邊界》這本書。在這個定義下,吳曉波、秦朔等所有傳統世界的內容生產人,肯定是要被重新塑形的。
印刷到網絡,應該是第二次關于“知識定義”的變革。廣為人知的古登堡印刷革命,是一次口語到書寫文化的轉型。在古登堡之前,是口語時代,知識是碎片的,模糊的,靈光乍現的,心口相傳的,它是前輩心法,先知口諭,是隨身攜帶的人生經驗。但是自從印刷機器啟動之后,每一本書都在有限的幾百頁空間里旁征博引,力求自成體系。原先的人生經驗、口述教誨、奮斗體會,如果不能訴諸文字,不能形成系統,不能登堂入室,那就不是“知識”。
自從那以后,我們越來越生活在一個文字虛構的世界里。印刷演化出書籍、雜志、報紙等各種門類的出版,分別對應各種劃界而治的學科,并最終將世界變成一個圖書館模式——每一種事情,都可以分門別類地找到相應的歸屬。在人類的知識殿堂里,信息的流動更快了,但同時更加規范了,呈現出整齊的輝煌,如雄偉建筑,森林蔓延,就像數學和物理那樣,一切都井然有序地完美——就像這張圖。
這種宏觀上的輝煌,在微觀上就是”知識一直被重塑著“。首先,書籍的空間有限(因為印刷物終有結束的一頁),作者在篩選材料和論證時,在有限的空間里要自證圓滿,自然形成“選擇有利,忽視不利”的習慣,這其實也是邏輯自洽的前提。其次,在時間上,它也“必須有一個停止點”,編輯審核、印刷截稿,思想和知識都在這里停止——所有反對的觀點、延伸的敘述,全部在這個停止點之外。
兩種特性,決定了知識如水,書籍如容器,容器形狀如何,知識就怎樣呈現。書籍并不像我們一直以為的那樣,只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它也并不簡單累積知識,反映真理,相反,它總是傾向于截取、扭曲、肢解了真實的知識,我們其實只是被越來越多的理論,以及理論的理論的理論所包圍,生活和思考在一個由印刷文字的邏輯所虛構的世界里。這并不完全因為作者的能力和意愿,因為工具(印刷品)決定了信息(或者說真相),也就是麥克盧漢所說,媒介即信息。
不確定性、信息過載、真相
根據上面的總結,有三個方面的閱讀思考,與大家分享。
1,不確定性在增加
人是唯一能夠虛構故事的動物。在語言的虛構能力里,有三種含義,第一層是口語敘述的虛構,第二層是書寫印刷的虛構,第三層是影像提供的虛構??谡Z文化、印刷文化、影像(網絡)文化,每一層文化的虛構能力都在不斷增強,其實導致我們的世界一直處于”不確定性增強“的過程中。從遠古時代至今,我們接觸到的現實,越來越是媒介提供的現實,越來越少親歷的現實。到了未來的虛擬時代,媒介和現實之間的界線將越來越模糊。與此同時,世界的不確定性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強了,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連接越來越緊密,互動越來越多,整個網絡的各種震蕩也會越來越多。
2,信息過載到底是什么?
關于信息過載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是不斷加重的——從語言出現、到文字發明,到印刷術開始普及,以及人類各種生活模式,書信、咖啡廳、酒吧等等,信息是持續加載過程中??巳R·舍基在《認知盈余》中認為這是過濾器出現問題,應該“向前過濾”——也就是搜索。尼古拉斯·卡爾那本《淺薄》的書里,對此既有擔憂,也有認同。他認為這確實是不可逆轉的整體趨勢,但是每一個時代的智商定義將發生變化。譬如,沉思冥想是一種古典的智慧,而快速判斷、敏捷反應則是一種未來的智慧。但是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法解決當下的信息過載困擾。
如果把信息過載看成一種不可避免的宿命,可能心理就會好受很多。在歷史的長河里,技術發展連接了越來越多的人,曾經由祭司掌握的話語權,不斷瓦解分散,分享給越來越多的人,信息過載是自然發生的。對于個人來說,必須改變學習的模式,以問題為導向,而不是以系統知識為目標,才可能最終獲得真實的知識和見解。這就是KK在《必然》里說的,問題將比答案更重要,就是這個意思——是問題,而不是答案,才是未來的生存之道。
另外一點變化是,在不斷過載的信息里,那些越來越稀奇古怪的事情,會成為主流。在人類注意力的共同篩選下,閃耀的內容總是不斷被置頂,一方面是因為參與選擇的人越來越多,標準越來越“淺薄”,另一方面是參與競選的信息越來越多,可以囊括以前不曾聽說的事情。所以,被置頂的內容會越來越稀奇,那些拍案驚奇的匪夷所思的事情,會不斷出現在頭條新聞,漸漸地變得不再稀奇,群體的注意力會追逐更稀奇的事件。
這個邏輯其實是:技術的發展卷入了(或者說連接了)更多的人——信息傳播越來越快速、廣泛、深刻——篩選的標準越來越“去精英化”,也就是越來越淺薄——越來越多的奇聞異事加入了這個篩選范圍——越是奇異,越能留存,越能崛起注意力(這個和新聞“人咬狗”原理是一樣的)——世界很有可能變成“奇異信息的王國”。
在傳播上,沒有大事,只有更大的事,很可能是《黑天鵝》作者塔勒布強調的“斷崖現象”的映射。也就是說,另一個邏輯與上述邏輯也同步:技術連接了更多的人——信息傳播越來越快——互動也越來越強烈——以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現在都出現了。其中含義是,很多稀奇的事情,并非是沒有納入視野的已有事件,而是互動新生的事情。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互動、震蕩、斷崖的發生程度,都在不斷增強。
3,網絡中的真相是什么?
在網絡中什么才是真相?目前在網絡上,任何一個專家都有一批“反專家”,互聯網沒有“沒有反對者”的意見或者觀點。此前還以為,事實必須一致,但是觀點可以不同。而今天,大多數情況下,不僅觀點(價值觀)是對立的,人們選邊站隊,人群極化,而且連事實本身難以確認,不同立場的人會有不同的真相。
“立場即真相”的現實,其實是去中心化的另一種表述,是信息碎片化的硬幣反面,是信息過載的孿生兄弟。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在錯綜復雜的路徑中形成和修正自己的觀點?這可能需要改變自己的學習模式。我們可能要從最初的疑問出發,搜集材料,解決問題,并在進展中獲得新材料,不斷修正答案。就像一次探險、一次創業、一次成長,你不知道自己會抵達何處,但永遠在路上。
而原先,我們是從書本里獲得框架性的知識,用框架性的知識去應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像是老師為你提供了一種武器,你用來批判一切。這很有可能變成,給你一個榔頭,你把世界看成了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