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全面綜合理解中國式的“新經濟”

李克強總理的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發展新經濟。這是“新經濟”首次在我國提出，引發關注。

　　經濟的發展總是不斷變化的，無絕對的定式可循。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者階段，經濟中會出現一些新的現象或者新的特征，這是常態。歷史地看，“新經濟”并不是一個現在才有的概念或范疇，也沒有一致的或公認的解釋。“十月革命”勝利后的蘇維埃俄國，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引發社會尤其是農民的強烈不滿，因而在1921年左右開始從“戰時共產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實行“新經濟政策”；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危機，導致美國實施“新政”，羅斯福曾說“在這個不幸的時代，我們要制訂出一些計劃來”。“新經濟政策”、羅斯福“新政”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新經濟”，但內涵相差甚遠。   　　“二戰”以后，學界專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現象、新本質的探討也從來沒有停止過，人們總是試圖發現一些新的東西或尋找新路。僅舉一例，美國經濟學家馬克盧普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對知識和知識產業的研究，其1962年出版的《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的知識生產與分配》)一書據稱是最早提出了“知識產業”的概念與分類。根據他的研究，1958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中29%來自知識產業；1959年，美國的全部勞動力中，從事知識產業的占31.6%。由此可見“知識產業”的重要性以及經濟與社會發展出現的新變化。    　　最近一次在全球范圍內關注和討論“新經濟”，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當時經濟繁榮，新科技、新產業浪潮式發展，1994年，美國《商業周刊》提出，美國經濟可能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并倡導“新經濟”的概念。本人認為，事情其實可以追溯到更遠以前。從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格局來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是一個最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轉折點。70年代連續的經濟危機，意味著戰后“黃金時代”的真正結束，導致不管是從經濟理論上還是經濟政策上，都出現方向性的變化，用經濟學家的話說，這是“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轉變。本人也曾經撰文描繪過如此重要的轉變，這是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從經濟發展史來說，只有危機才能真正改變世界。數十年過去了，回過頭看，這種轉變是成功的。美國經濟上世紀50、60年代分別為期76個月和106個月的持續經濟增長，到了90年代被打破，因此《商業周刊》提出美國經濟進入新時期也就不足為怪了。有意思的是，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與世界經濟新時代的來臨，在時間上是完全吻合的，這也許是歷史給了中國最后一次大發展并實現趕超的機會，所以，我國曾經提出的“抓住機遇”的說法，確實體現了對世界發展大局的準確把握，具有戰略意義。這是后話，在此不多述。    　　那么，中國的未來的“新經濟”應該如何理解呢？本人認為，從根本上說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新經濟”重在“新”，重在全面的“新”。近年來，對于中國經濟的“新”，提法非常多，如新常態、新結構、新引擎、新動能、新模式、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大眾創新等等，“新”得有點眼花繚亂。它們是從不同角度和不同領域提出的，各有其理，并不矛盾。“新經濟”應該是一個綜合的范疇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不懈的實踐，將各種各樣的“新”均包含其中，全面提升中國經濟的內在品質，以“新”帶動發展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要從以上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中，吸收經驗和教訓，走出中國真正的“新經濟”道路。    　　具體來說，就中國的“新經濟”而言，最關鍵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政府明確而堅定的“經濟信仰”，以此為基礎推進經濟改革的持續深化。無數的、五花八門的、各流各派的經濟理論，無論如何復雜、深奧，體現在實踐或政府政策層面，最核心的無非就是兩個方面：自由(市場)或政府干預。當然，“自由”、“干預”是相對而言的，不是絕對的。古典經濟學的主要貢獻之一“看不見的手”就是明顯的例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巨大發展，可以例舉出無數的經濟事實以證明無數的經濟變化，但是這都不是本質。本人認為，本質上就是一個變化：相對而言，中國經濟在朝著“自由”的方向變化。所謂明確而堅定的“經濟信仰”，就是要在自由和政府干預兩個方面作出基本的選擇，而不能搖擺不定。不是說要把“自由”與“政府干預”絕對化，或者要把二者完全割裂開來，而是要作出持續的方向性的選擇。也就是說，就經濟問題的解決而言，到底主要是靠市場解決還是主要靠政府的干預解決。30多年以來，這個問題上的反覆還是有很多的。以房地產(商品房)領域為例，近20年以來，基本上是一條“鼓勵買房—限制買房(限購)—放松或放開限購去庫存”的軌跡，“放松或放開限購去庫存”其實也是鼓勵，這不應該是一個市場化的產業發展所應該具有的完全正常的軌跡。    　　第二，持續的、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新經濟”不可或缺的內涵。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6年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為6.5%--7%。這有很多維度的解讀，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明確了經濟增長速度的底線。也就是說，維持6.5%的增長速度依然是2016年政府經濟工作的主要目標，掉到底線之下恐怕是難以接受的。從世界范圍看，6.5%確實不低。90年代的美國“新經濟”，除個別年份外，年增長率在3%—4%，1994年和1999年達到4.2%。在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的同時，通貨膨脹率卻處于低水平，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明顯好轉(1992年，美國財政赤字超過2900億美元，創歷史記錄，到1997年出現了財政盈余)。    　　第三，“新經濟”需要“新結構”的支撐。去產能、去庫存以及發展新產業等，都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一方面是原有產業的調整與升級，結構調整不是一味排斥傳統產業；另一方面是新型、前沿產業的大發展，二者并行推動產業結構的脫變。無論產業結構如何變化，支柱產業的確立與發展至關重要，通過支柱產業帶動產業集群的發展，促進產業之間的良性互動。    　　第四，增加“新引擎”，驅動“新經濟”。有很多因素在驅動經濟的前行，如傳統的“三駕馬車”。但是，經濟發展也需要新動力。從歷史看，每一輪經濟的大發展，都伴隨著科技的巨大進步，科技進步是最重要的“新引擎”。90年代的美國新經濟，也是一股巨大的科技與產業創新浪潮，發明和專利的數量呈現出“指數式的增長”，尤其是網絡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科技進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速度明顯加快。同時，科技的發展也帶來了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扭轉了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呈現下滑的趨勢。原有的驅動要素，還必須保持，并且通過改革或完善，來提升驅動力。例如傳統的“三架馬車”中的消費，雖然政府和居民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中國和發達國家差異不大。但是，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消費在我國GDP中所占比重，不是提高了，而是明顯下降了，從近50%降到35%左右。也就是說，盡管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居民消費作為經濟的驅動因素之一，還大有潛力可挖。最近網絡上有觀點，“只有提高工資才能救中國經濟”，雖有吸引眼球之嫌，但也不是完全無理。    　　第五，“新經濟”需要強大的人力資源(資本)基礎。教育、科研人員的狀況、勞動者的素質、新增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等都是衡量人力資源狀況的方法。人口政策的轉變、教育投入加大以及教育體制的改革、企業全員培訓制度的實施、鼓勵終身學習等途徑，在建立我國強大的人力資源(資本)基礎方面皆大有可為。    　　不可否認，“新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或隱憂。從90年代的美國“新經濟”來看，收入差距拉大，社會分化加劇，公司和個人大舉借債，股市過熱，貨幣供應量大增等，都是明顯存在的問題，這些正是中國“新經濟”發展過程中可以借鑒的教訓。    　　總而言之，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與社會就是走在一條“新”路上，發展的成就也歸功于此。深化改革開放，繼續前行，我們有理由相信，“新經濟”將助力“中國夢”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