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是什么？

近來，關于“十三五”的討論日趨活躍。我想圍繞著國家的遠景，特別是“十三五”期間的經濟增長提出五個問題，談談我的看法。這五個問題人們普遍關注，爭議也特別大。

　　中國經濟增長到底達到了什么水平？    　　判斷經濟增長到底達到什么水平，對于審視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條件的變化，以及未來趨勢是有重要意義的。目前，在中國經濟增長水平這個問題上存在著所謂的高估，也有所謂的低估，看法不一。    　　中國GDP總量去年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是超過63萬億人民幣，按照不變價格計算，比改革開放初期提高了28倍，這36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在9%以上，確實創造了奇跡。折算成美元，按照匯率法則算大概是9.8萬億美元，不到10萬億，占全球GDP12%以上，排全球第二位。但是貨幣基金組織按照購買力平價折算結果就不同了。2014年10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折算中國GDP在2014年年末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就有一個很大的爭議。因為我們知道按照匯率法則折算下來，即使到2020年中國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那時中國GDP折成美元是17.6萬億，去年美國GDP是17.4萬億，按照匯率折算，我們的總量至多趕上美國現在的水平。可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照購買力平價折算，到去年中國經濟總量就超過了美國。這是個問題。    　　貨幣購買力平價有很大局限性。所謂貨幣購買力平價就是把各國物價折算成美國物價，按照這個物價水平再折算回去。這就存在一個問題：但凡收入水平、物價水平比美國低的國家，按照這個方法折算，往往會高估這些國家的收入。但凡收入水平、物價水平比美國高的國家，用這個辦法估算就有可能低估這些國家的收入。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國民收入或者是物價總水平顯然比美國低，因此用這種辦法換算，很可能高估中國的收入。    　　另外，它還有不確定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年3月份測算的時候，中國距離美國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是10月份測算的時候，中國就超過了美國。    　　現在說中國經濟有63.7萬億，排在世界第二位，人均GDP是4.7萬多元，折成美元是7500多，是上中等收入國家，這個判斷是高估還是低估？國內、國際都有不同看法。我認為，從大的趨勢上說，中國現在是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判斷還是符合中國實際的。    　　中國持續高速增長過程中有沒有深刻的結構變化？    　　我們有增長，但是有沒有發展呢？這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經濟學意義上的增長和發展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增長是數量的擴張，發展是在擴張的同時一定有結構升級，有現代化、工業化實質性的進展。克魯格曼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帶來規模擴大，而缺乏相應的效率，因此結構升級滯后。所以這種增長在他看來實際上是泡沫式的擴張，因此難逃東亞泡沫的老路。    　　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引起很大的反響，很多人關注中國在高速增長的同時有沒有效率的支撐，有沒有結構的升級。我注意到，克魯格曼是用1994年以前中國的投入產出表的數據做的測算，1994年以前中國經濟增長的確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效率的貢獻、結構提升帶來的結構效益的貢獻作用不明顯。但是，再往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比如用2007年以后的投入產出表，再來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結構變化、效率提升的作用就體現出一個明顯的上升趨勢。所以，中國經濟三十幾年的增長，具有結構升級和效率提升的支持，盡管這種效率支持前后表現的趨勢不一樣。大致說來，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不明顯，90年代之后逐漸在加強，盡管現在效率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仍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我們做過一個測算，現在我們大體達到當代標準的工業化完成國家70%的樣子。那么，什么時候完成100%呢？按照十七大報告提出的2020年中國基本實現工業化，沒有幾年時間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制造業勞動生產率都比較低，農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工業化國家的14.6%，制造業相當于人家的46%多一點，什么意思呢？中國工業化進展速度快于這個過程中勞動生產率提升的水平。所以說中國經濟增長有效率提高的支持，并且這種效率提高的支持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特點，但是總的來看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中國健康強勁的經濟增長，還能保持多長時間？    　　36年來，9%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創造了一個紀錄。過去日本有過20年黃金增長，后來韓國超過日本，黃金增長速度持續時間接近30年。現在是中國，時間更長。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經濟增長還能保持多長時間高速，或者是中高速，或者是較高速？這成為一個非常吸引人們關注的話題。    　　進入新常態之后，約束經濟的基本條件發生變化：一個是供給，生產方面國民經濟的各種成本，包括勞動力工資成本，包括自然資源土地成本，包括技術進步的代價，包括運用環境的成本，這些方面都在上升。成本提高就要求增長方式轉變，要求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增大，轉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帶動增長，否則增長不可持續，缺乏競爭力，并且短期經濟會出現嚴重的不穩定，會出現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二是需求，從過去需求旺盛，轉向需求疲軟。投資方面需求疲軟是因為自主研發和創新不夠，有儲蓄但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項目。消費需求疲軟原因是什么呢？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降低全社會消費傾向。結果導致需求相對經濟發展的要求來說嚴重不適應。    　　這種形勢下就要求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結構升級，這樣才能帶動投資需求真正增加，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從而真正推進經濟發展過程中消費的協調擴張。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經濟持續增長的能力會受到約束，同時會出現經濟衰退。所以進入新常態之后，擔心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問題，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也不要悲觀。中國是上中等發展階段的國家，離工業化目標完成還有一段距離，離城市化完成也還有一段距離，離現代化的距離還稍微遠一些。按照兩個百年目標，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基本實現工業化，2050年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此之前，從經濟發展的階段來說還是處于增長速度比較高的區間。    　　另外，從要素分析來看，影響潛在增長率的無外乎三個方面：一個是勞動增長量，一個是資本形成的增長量，另外還有全要素效率。除了勞動增長量增速開始放慢之外，沒有充分理由表明影響中國潛在增長率的其他因素發生嚴重逆轉，總的來說還是正增長，無論是資本形成還是全要素效率，并且勞動增長也是正增長，只是增長速度放緩，還要注意到，勞動增長量在中國經濟增長當中所起的作用比重并不大，因而它的放緩影響也不太大。    　　所以，沒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在未來一段時間特別是工業化和現代化沒有實現之前，中國潛在的增長率會大幅度下降。這方面有很多測算，有的測算在2020年之前中國潛在增長率應當在7%左右，2025年之前應該在6%-7%，2030年之前6%左右，2030年以后降到5%左右，這是比較保守的。樂觀的測算，2023年之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應該是7%，甚至略高一點。我認為，從潛在增長率因素看，中國還有比較高的增長區間。這些因素包括幾大戰略，如長江經濟帶、環渤海、“一帶一路”，包括支持“一帶一路”的金融平臺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再加上深化改革的紅利，結構升級、城鎮化本身的推動等。這些有利的因素在這個階段會推動中國經濟保持一個比較健康的增長速度。    　　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有多大？    　　在中國三十幾年經濟增長中，GDP、投資需求、消費需求這三個數中波動性最大的是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的波動性不突出并且與投資需求的波動時有相互矛盾的狀況，因而GDP增速波動性是最小的。與其他轉軌國家比較，包括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和計劃經濟體制改革國家，除個別外，進入轉軌期其經濟增長速度不僅低于轉軌之前，而且波動性更大于轉軌前。與我國自身的歷史相比，新時期以來經濟增長的穩定性顯著高于改革開放之前。也就是說，總的來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一直是比較穩定的。今后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就是高低之間的變化，和國際經濟、本國經濟約束條件的變化，和一系列復雜因素包括政策因素密切相關。所以，盡管中國潛在增長率沒有明顯的大幅度下滑的證據，但是實際實現的增長率有可能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波動，這就對我們的宏觀政策和宏觀調控方式提出了更高的科學性以及有效性上的要求。    　　就宏觀經濟增長來說，關鍵在于均衡和穩定，尤其要防止大起大落，這種大起大落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是時常發生的，也需要緩解周期性的危機，這種周期性危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是無法克服的，要有效地緩解調控經濟增長中的失衡。在體制上重要的是依靠改革切實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競爭更加充分、更加完善，并且使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使政府職能切實轉變，切實有效，并且在以市場為微觀基礎的條件下主導宏觀調控；在宏觀調控方式上需要兼顧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在宏觀政策上要有機結合適時適度調整，包括政策的松緊方向，松緊力度的掌控，宏觀經濟目標的選擇等等。    　　實現持續增長的關鍵是什么？    　　其實困擾我國經濟增長的問題是雙重風險，既有通脹又有經濟下行，這個雙重風險是總量問題，總量失衡，但根本原因是結構。通貨膨脹主要問題出在哪里？一個是需求拉上，一個是成本推動。需求拉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票子印那么多因素是什么？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是國際收支失衡，外匯占款成為我們流通中投放貨幣第一原因，量最大，這是國際收支失衡導致的。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也很簡單，為什么是成本推動壓力大？現在是我們要素成本結構扭曲，要素成本結構不合理推動的。所以通貨膨脹的核心問題不是速度弱、需求拉上，實際上是結構問題。    　　解決中國經濟下行需求疲軟，核心問題是要解決產業結構升級和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所以，要解決中國經濟均衡增長、可持續增長問題，關鍵是一系列結構矛盾。結構矛盾調整靠什么？靠發展方式轉變，不是靠宏觀政策。發展方式轉變靠什么？靠創新驅動，首先是技術創新，而技術要依賴于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是什么？一個是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一個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真正解決民主與法治的建設問題。這樣，在制度創新條件下，才能夠推動技術創新，推動增長方式轉變，才能真正緩解、克服中國經濟失衡，為中國總量失衡的控制提供有效的支持，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